泥则取于窑之近地，其他处皆不及。种种情况表明，北宋晚期初兴的龙泉窑所继承的是越窑的传统。?诸窑内，端正排定，以柴筱日夜烧变。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在探讨龙泉窑起源问题时，《菽园杂记》有关龙泉窑的叙述不容忽视。“刘田”又作“琉田”，即今龙泉大窑，考古调查结果和窑址发掘资料证明，大窑确实是龙泉窑的中心产地和优秀制瓷技术辐射性传播的源泉。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凡绿豆色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大率取泥贵细，合油贵精。候火色红焰无烟，即以泥封闭火门，火气绝而后启。匠作先以钧运成器，或模范成形。该书云：“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候泥干，则蘸油涂饰，用泥筒盛之。北宋晚期的“龙泉县窑”，似乎是在短期内陡然兴起的，那时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所烧器物的胎釉等特征酷似越窑青瓷，以致今人误把北宋晚期的龙泉窑青瓷多嘴罂看成五代的越窑青瓷。油则取诸山中，蓄木叶烧炼成灰，并白石末澄取细者，合而为油。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菽园杂记》为明人陆容编著，成书于弘治七年（１４９４），但上述内容系从《龙泉县志》转录的，这部《龙泉县志》早已亡佚，它为何时的版本不得而知。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其实，南宋的文献清楚地记载着龙泉窑形成于北宋晚期，当时被称做“龙泉县窑”，“政和间”以前的产品“质颇粗厚”。其所说的“泥筒”，是装瓷坯的窑具的古老名称，在明代晚期宋应星撰著的《天工开物》中，这种窑具称为“匣钵”，由此推测，陆容当时所见的《龙泉县志》有关龙泉窑的原始资料的形成时间不会太晚
显而易见，北宋晚期的龙泉窑青瓷并不是从北宋早期的淡青釉瓷器发展而来的，更与北宋以前松阳、丽水、庆元等地的土窑产品无渊源关系，这除了分布地域的因素和时间上的缺环外，还表现为由审美意识和工艺传统支配的器物外观特征的显著差异。龙泉曾出土过３件质量较高的北宋早期的淡青釉瓷器，器型为多嘴罂、长颈瓶和注子，它们的胎釉特征与北宋晚期的龙泉窑青瓷迥然不同，从年代和工艺上看，这类瓷器应归入瓯窑范畴，这与突兀于婺州窑分布区的武义水碓周等地的类越窑址不能简单地跟婺州窑混为一谈的情形相同。首先，作为立论依据的三国至唐代的青瓷，主要出土于松阳、丽水等地，数量很少，并且大多做工粗劣，而在丽水、庆元、松阳发现的唐代窑址，烧造规模小，产品质量也不高。此外，庆元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的几件北宋早期的淡青釉瓷器，造型有多嘴罂、罐、碗等，装饰风格与龙泉出土的淡青釉瓷器明显不同，施釉不甚均匀，釉色更淡，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瓷器的确切产地，倘若将来用科学测试方法证实它们产于龙泉、庆元一带，那只能视作浙南山区北宋制瓷业的另类。近年来，人们对龙泉窑的起源问题从更大的范围进行观察后得出了全新的结论：龙泉窑起源于三国，五代之前的制品略似越窑瓷器而具有自己明显的特征；五代至北宋早期，受瓯窑影响而烧制淡青釉瓷器，这类瓷器与此前此后的龙泉窑青瓷在工艺上没有继承关系；北宋中晚期，龙泉窑大量烧造胎釉类似五代北宋越窑青瓷的刻划花器物。即便这些瓷器确为本地烧造，那么也只是像丽水、庆元、松阳的唐代窑场烧制的器物一样，属于以满足当地居民日用需求为主的土窑的产品，非但与北宋晚期的龙泉窑青瓷判若天渊，而且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纵向的发展序列。在龙泉周边地区零星出土的唐以前的瓷器，因未在当地找到产品相同的窑址，故其产地有待进一步研究后才能判定。其次，淡青釉瓷器也需要审慎地加以认识。然而，这一结论本身就存在着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当然，北宋晚期龙泉窑类越产品的年代上限，尚需将来用热释光等科学测定方法来界定。目前所见有确切纪年而被定为早期龙泉窑产品的器物有两件，一件为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青瓷罂，另一件是日本奈
（２）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８０年７月，文物部门先后对龙泉的山头窑与大白岸两地的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出土的施透明釉、饰刻划花的产品，年代最早的则是北宋末年。对大窑、金村等地窑址遗存的早期瓷器残片年代的判断，人们的态度亦变得十分谨慎，原因有二：（１）在已发现的瓷片和窑具上未见纪年。随着越窑考古研究的深入以及五代越窑青瓷出土资料的增多，人们以客观事实的利剑斩断了龙泉窑与吴越钱氏贡瓷之间的主观的联系。一种无可替代的审美感召力，总是磁石般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意趣高雅的人在龙泉窑青瓷这座神奇、瑰丽的艺术殿堂里流连、陶醉。起初，人们通过对龙泉大窑、金村等地古窑址的发掘，认为龙泉窑在五代已大量烧制优质青瓷，是吴越国贡瓷的生产基地之一，因而五代为龙泉窑的发轫期。于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便出现在人们面前，其中，龙泉窑的起源问题成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谜团。但古代文明的研究者则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美的享受，他们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劳身焦思，探赜索隐，以冀拂去蒙在龙泉窑青瓷上的历史尘埃，使之放射出更绚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