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西夏窖藏钱币不断的发现和出土，1981年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了一批西夏窖藏钱币，发现一枚大安通宝，经内 蒙古自治区吴忠信考证，为西夏惠宗大安年间铸造的汉文钱。现在，经对200多年来出土的西夏王朝铸造的钱币搜集整理，已有二十多万枚，认同的有11个年号钱十五个种类，一百多个大的版别以及一些待考证的品种。199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钱币爱好者易凯峰在本区灵武市磁窑堡收到一批钱币，从中发现一枚折二型西夏文正德宝钱，2005年10月在央视鉴宝节目亮相。198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滚钟口西夏窖藏钱币，发现了一枚篆书光定元宝，虽然和楷书光定元宝属同一品种，但篆书钱文在西夏铸造的钱币中，仅此一种，也确实是一个大版式
西夏王朝相传十帝，使用了32个年号，在历史上历时190年。企盼在今后的考古和出土的钱币中，再能发现新的品种和版式，使西夏钱币的种类和版别不断的增加，不断的丰富
并声称“此为以前古泉学家所未知，兹悉抚印四泉于册，以告世之治古朱学者”。随着国内对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视和对西夏文研究的深入开展，我国学者罗振玉、罗福苌父子首释读了西夏文，1914年罗福苌著的《西夏国书略说》，分别附载了西夏文钱四品，汉文直译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至此，“西夏梵字钱”才有了具体名称，人们也能顺利的辩识西夏文钱了。罗福苌的《西夏国书略说》，把西夏钱币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为研究西夏钱币做出了重要贡献
使经历了六百多年无主的“梵字钱”，终于找到了铸主”，它的铸主就是西夏王朝。刘青 园将梵字钱上的钱文和张澍发现的西夏碑上的碑文相对照，才明白了梵字钱上的“梵字”，就是西夏文。嘉庆9年（公元1804年），甘肃学者张澍在凉州（即今甘肃省武威市）发现了一座西夏石碑，石碑的两面均镌刻文字，一面是汉文，一面是西夏文，把碑上的汉文和西夏文相对照，文义是相同的。他断定了南宋洪遵在编著《泉志》时，也不认识这种文字，因此说“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就在张澍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金石学家刘青园也在凉州发现了西夏窖藏古钱：“凉州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此后的一些重要钱币著作，如《钱志新编》、《古今钱略》、《古钱汇》、《言钱别录》、《泉史》等，西夏钱币部分，都沿袭了《吉金所见录》的著述。清代乾嘉年间，兴起了研究考据之风，金石文物的研究收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刘青园的发现和初尚龄的记述，是西夏钱币研究史上取得重大成果的里程碑。西夏王朝行用的西夏文，在西夏灭亡后，到明代时已成为无人认识的死文字。公元1809年，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记述了刘青园的这次重大发 现，并将刘发现的西夏诸钱，逐一著录。张澍的这一发现，使西夏文又“始见天壤”。对西夏文钱，虽然知道了是西夏王朝铸造的西夏文钱，但具体读音和文意是什么，仍然不知，只好在以前“梵字钱”上，加了西夏二字，成为“西夏梵字钱”。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拣得千余枚”
尽管史册对西夏铸造天盛钱已有记载，但在钱币专著中，明确定为西夏铸币，仍是西夏钱币研究史上具有了突破性的意义。在洪遵的《泉志》成书600多年后，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梁诗正等人奉敕编著的《钦定钱录》，录历代古钱500余种，沿袭《泉志》录西夏文钱一品，仍称作“梵字钱”，录西夏汉文钱“天盛元宝”钱一品
”从文中可以看出，洪遵虽然发现了这枚西夏文钱，但并 不认识它，也没有将其列入西夏王朝铸币，只是忠实的将其列为不认识的少数民族铸造的钱币而著录的。《泉志》对研究西夏钱币的贡献，是第一个发现并记录了西夏铸币的著作。西夏钱币，人们从发现到认识，经历了700多年的漫长岁月。经后人考证，《泉志》记录的这枚梵字钱，是西夏王朝铸造成的西夏文钱。该书卷十一登录一品西夏王朝铸造的一枚西夏文钱币，洪称：“右梵字钱，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参，铜色赤纯，文不可辩，大抵类屋驮、吐番钱。在钱币专著中，最早著录西夏钱币的是南宋人洪遵（公元1120—1174年）编辑的《泉志》
1937年，钱币学家赵权之发现并释译出了西夏文贞观宝钱，1940年撰文在《泉币》第三期作了介绍。西夏铸造的钱币，汉文钱达 到了8个品种，西夏文钱达到了5个品种，这13个品种，均是西夏年号钱。张叔训在《泉币》创刊号介绍其藏品西夏铸造的汉文钱大德通宝一品，五荫嘉介绍天盛元宝背西铁钱一品，程伯 逊在同刊第23期介绍天盛元宝背西铜母一品
元、明两代300多年间，钱币学研究没有多大进展，流传下来的钱币著作，有胡我琨的《钱通》和李世雄的《钱神志》。这两种著述，或是沿袭洪遵的《泉志》，或是记述十分简略，均未涉及西夏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