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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乐器顶级象征:钟磬乐悬

这长长短短的琴弦,已非简单重复,而成了各个文化群落中精英艺术分子大展宏图的空间。一条弦是独弦琴,两条弦是二胡,三条弦是三弦,四条弦是小提琴,五条弦是里拉琴,六条弦是扎木聂,七条弦是古琴,十三条弦是古筝,二十五条弦是瑟,再至一般人数不清弦数的扬琴、竖琴、钢琴等。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琳琅满目、多到专家都叫不出名字来的弦乐器,才知道人类能够把序列思维的“组合拳”演绎到何种繁复的程度。每增加一根弦,都变出一个新品种;每增加一种排列,都推出一种新乐器。如果把序列思维的演绎法推广到弦乐器上,不同弦长其实是同一原理的异域实践

世界上最大的乐器莫过于管风琴,每座正规音乐厅都有一整面墙体被不同型号的铜管所覆盖。走进教堂,从天而落的音响仿佛一下就能把人的心灵托举到了天堂——大大小小、粗粗细细、高高低低、密密麻麻的管子,让世界上最辉煌的音响铺天盖地,让整个人类的心灵都跟着发颤。它的原理如此简单,效果如此明显,四两拨千斤。可以说,“编列逻辑”改写了乐器史,从一根竹管发展为庞然大物,让当代人得以享受到数十代人换来的盛世春光

消费编列的人变为老百姓,自然数量有限,简洁实用。毋庸置疑,印度尼西亚的“加美兰”和非洲的“木琴”,虽与“金石之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规模和历史,远不能与钟磬乐悬比肩。云锣是前辈的简约形式,却遍及千村万店。青铜器时代的终结,不是因为青铜用完了,而是一种新的平民化要求在召唤,“以钜为美,以众为观”的奢侈风气悄然改变。汉代之后,编钟编磬退出舞台,代之而起的是隋唐时期的方响、云锣

编钟编磬一敲响,庄严的雅乐祭祀就登场了;芦笙排箫一开腔,火红的民俗仪式便开场了。听到7个音高差不多等距的特定音阶,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加美兰”序列,这大小不一的杂烩来自另一世界……不同情味的民俗都有特定音色作背景。数不清的编列虽然分属世界各地文化群体,模式却如出一辙。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原理,在世界各地繁衍出一拨又一拨的乐器家族,借着不同地区民族复兴和提倡文化多样性的气候冒出来。非洲的“木琴”、印度尼西亚的“加美兰”、泰国的船型“竹排琴”、印度大小相配的拉格拉鼓乃至现代排鼓,都是依照这一模式编列的结果。当然,编列思维虽然像是一个模子扣出来,音高情味却又有天壤之别

作者 张振涛

处于“编列思维”初始阶段的这件“准乐器”当然很粗糙,但其按个头大小排列的设计逻辑已经有了一抹理性色彩。个头由小到大、体积由细到粗、音级由低到高的“编列逻辑”,在乐器史上发出了格外耀眼的光芒。一根竹管是箫,一排竹管就是“排箫”;一根竹管是笛,一捆竹管就是“笙竽”。非洲土著至今保留着一种“准乐器”的“玩具”,把一根竹管夹在两个手指之间,左右两手,五指并拢,各加四根,从不同角度在地上拍击,因管长不一,发出不同音高。这种形式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中原先民发明排箫和笙竽的模式。乐器制料中,没有比竹管更简单的了。欲观编列思维水到渠成的活水,就得溯源最简单的材料和最简易的工序。西南地区六根竹管的芦笙,让人窥见马王堆汉墓已达36管竽的雏形,而钟磬合谋,则把顺序排列的“鸣球”演绎到极致,最终一路发展至中国乐器文化的顶级象征“钟磬乐悬”。照此方式,把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悬挂起来就是“编磬”,把拴在马脖子上的一串铃铛悬挂起来就是“编钟”

文:张振涛

编列提升了单体无法达到的音高对比,有效提升了音域表现力,让人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数量达到一定程度,高低就出来了,音阶就出来了,气派就出来了。分布于不同地域的乐器,证实了人类在开拓编列性乐器方面遵循了大致相同的思路

战国时代仅靠双手熔铸成吨青铜的工匠,在“乐悬”中凝缩的罕见自信,到2000年后的工业时代,发出的美妙声音也不打任何折扣。祖先们在饭桌上把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排列起来,发现形体大小意味着声音高低,由此演绎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设计原则:单体变组合,个体变序列。将形制相同的物体按大小相接、顺序排列,是组合乐器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从仅能摆满一张饭桌的商代“编铙、编铃”(三件一组)已可见编列雏形,这虽然看上去就像是简单重复、数量叠加,但当64件、128个音级(一钟双音)、总重量达2000多斤的曾侯乙编钟摆满整个舞台时,就让人不得不为“数量叠加”这个基本原理所能产生的巨大效果感到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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