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们把权威看成了超人，对他们的期望过高，对权威出现的认识感到茫然，感到不理解，甚至于对他们的权威表示了极大怀疑，这在前几年社会上反映强烈的张大千画真假案上表现尤为突出。有意思的是，同是此画，而另一位鉴定大师谢稚柳先生却认定此画为真品，这就给法官出了一个难题。知识是个大宝库，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绝佳妙处。人们可以做到一专多能，却不能做到什么都懂的万事通，世界永远是个未知数，人们不可能一下子了解整个世界，但是人们却能一步一步地接近世界。专家权威同普通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从知识宝库取得的知识比普通人多，所以他们能够成为专家，能够成为权威。然而，专家权威是相对而言的，尽管他们的学识很渊博，但他们却无法学到尽头，有道是”学无止境”，既然有认识不到的东西，就难免在实践中出现误差。此案即：原告浙江中澳纺织有限公司曾在被告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所组织的一次拍卖会上购得张大千先生《仿石谿山水图》一幅，后经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认定此画为赝品，因此原告要求退货，并要求赔偿损失费一百零五万元整。专家并非杂家，专家是指某一门专业学家，而杂家是指什么都懂的万事通
比如说：有些专家长期在博物馆或考古队工作，他们所见大部分是国家一级二级的珍贵文物，而且大部分是有出土地点、时间和来历的真品。而市场上、社会上经常出现的赝品、仿品他们却较少见到，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珍贵文物上，而对民间流散的大部分不够级的普通品接触不多，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使他们判断失误，经常。目前采用的集体鉴定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式，组成了最具权威的”鉴定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国内著名的老专家、中青年学者、民间著名的收藏家和有眼力的古玩商人。中国有句老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个集体由一群各有特长的”诸葛亮”所组成，其权威性可想而知。他们运用集体的智慧，互相取长补短
我们的这些专家权威，并非浪得虚名，他们在对文物的研究中，几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为我们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权威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是人们对他们长期从事鉴定工作所取得研究成果的肯定，代表着我们国家文物鉴定界的高水平。不管人们的目的何在，手段如何，但他们对于权威的认可都是一致的
还有位曾在某自治区担任过考古所长的专家为其亲友在河南某地花几万元购进一批古玉，经某古玩商认定是仿品。因杨伯达先生当时不在，后由周南泉先生出来接见，看完这批玉后给他的答复是：”这批玉全是仿品。”听到结果后他大吃一惊，后悔不及。此位专家不甚相信，将这批玉拿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找其同学鉴定。经鉴定后那位同学告诉他，这批玉有真有假。他还不完全相信，又把这批玉拿到故宫找杨伯达先生鉴定
如前几年出现的某些大博物馆将河南某地生产的古陶仿制品错误地当真品购进，给国家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至今这些仿品还在仓库里存放无法处理，有讽刺意义的是北京某报还写专题说：”这次购买行动为国家挽救了大批珍贵文物。”。事实上以往专家出现失误和错鉴，并不少见
徐邦达老先生是中国书画鉴定界的泰斗，号称徐半尺，即所鉴定的字画打开半尺即可知其真伪，是著名的书画鉴定权威，经他所鉴定的名画不计其数。而谢稚柳老先生也是中国书画界的权威，其威名不亚于徐邦达老先生，特别被南方同仁所推重，民间亦有”南谢北徐”之说
在古玩商界或收藏界，总是听到有些朋友在那里沾沾自喜地表白，我这件东西是经过某位老先生鉴定过绝对没有问题。有些古玩商家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也搬出了这些权威，他们说故宫的某位专家花了几万元钱买了我的东西，言外之意，他的东西是权威认可的真品，更有甚者，个别不法商人，为了谋取巨额利润，不惜使用卑鄙手段，花高价，企图买通权威为其伪品做出真品鉴定证明，以期达到欺骗买家的目的。在文物收藏的圈子里，我们总不免时常提起那些极具鉴定权威的著名专家，如：陶瓷鉴定大师耿宝昌，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刘久庵、谢稚柳，还有像启功、史树青、王世襄、朱家溍、孙会元等都是文物鉴定界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名气都有一槌定音的效力
其实人们对他们的误解，原因在于对他们的期望过高，把他们当成了超人，而实际上专家权威也是人，而不是神，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也有可能认识不足，也有可能出现判断错误，两位权威之间出现不同意见，，应该说是正常现象。在当前，对于文物的鉴定工作中有些文物还没有更好的检测方法，由专家对某些文物的直接鉴定仍是当前的主要鉴定方法。两个一流的权威对同一张画做出相反的结论，而且各有各的充足理由，这场官司实在无法定案，因为真理只有一个，两位权威一正一反的结论，只有一个是正确的，而另一个必然是错误的，这对于长期把权威看成超人的人们必然会感到不理解，人们不知究竟相信哪个权威好，甚至于产生了怀疑，怀疑鉴定界到底有没有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