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视角宏阔、考论相融
学术研究中,对研究对象得全面占有和深入把握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鉴于此,作者在对皇家园林加以关注的同时,把私园资料搜集作为研究的重心,并突破关内道的地域局限,以“贞观十道”作为整理的空间范围和结构全篇的框架体系,从而不仅把归属不同阶层的园林统纳入搜辑的范围,而且还把整理视角扩及到江南、山东甚至岭南和陇右等区域。学者对资料占有的全面与否直接影响到其研究结果的正误。这种对园林分布拉网式的普查和竭泽而渔式的搜集不仅对于园林史料整理范围是一次大的扩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因数据零散对唐代园林的种种误解误读。唐代园林研究由于实物湮灭,从而使文献资料的搜辑成为研究过程中的关键。以往学者的史料整理多聚焦于京洛区域的皇家园林,而对民间私园着墨甚少
”就写出窦员外新居之善于借色。”从一个侧面也表现出苏氏园林之善于借山光水影之妙。唐人理石术语中除“置石”“列石”外,还有“攒石”“积石”“累石”“垒石”“砌石”“迭石”“迭石”等,从而澄清一些陈陈相因的看法。既可堆土成山还可积石成峰。疏钟碧松通月朗,多栽红药待春还。唐人造园借景的内容和形式也较为丰富,有借形、借声、借色、借香和借影等手法,如白居易的遗爱草堂“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环佩琴筑声。著者却在《考录》中通过对李德裕、牛僧孺、白居易、康骈等人存世诗文笔记的梳理归纳,辅以考古出土的唐代三彩假山等实物,认为唐代园林不但有迭石的存在,而且技术上也比较成熟。又,作者发现,“书堂-书斋”“书院”等词汇在园林史料中经常出现,于是指出此种现象不仅对我们认识书院制度的缘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可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书院环境之绿化、园林化的由来已久,从而揭示了园林与古代教育的亲密关系。”就是借声之典型。祖咏“别业居幽处,到来生隐心。南山当户牖,沣水映园林。在对相关材料进行整理辨析的基础上,作者对一些成说进行大胆质疑并推出己见。著者认为其实不独诗如此。如,学界一直认为迭石为山,唐时尚元。另外,宗白华曾在《唐诗美学》中以唐诗为例,说唐人巧于因借,形成艺境。这些论断的提出对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作用。而刘禹锡诗句“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其迭石技法不仅有特置,还有群置和散置
其二,文献广博、考辨精严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就陆续发表多篇有关于此的论文并出版了《唐代园林别业考论》一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有唐一代,文化艺术各部类在辩证继承唐前诸种精神文化成果和有机融合时代风气的基础上,成功完成了中国古典艺术的一次转型,在各文化领域均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范型。对此,诗文、绘画、音乐和雕塑等领域早为学界所瞩目并取得了深入的研究成果,而唐代园林建筑却因资料零散、实物湮灭等因素长期乏人问津,使得唐代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存在缺憾。作为唐代园林别业的资料长编性著作,该书对唐代园林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考订。笔者不揣浅陋,择其要者,加以评述。近来,他又出版了该书的姊妹篇——《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真正把唐代园林别业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李浩先生是较早的一位。但因其研究兴趣和切入视角的不同,故其论著对人们全面而系统地认识唐代园林建筑仍显不足。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从事史学和文化学研究的学者始涉足于此
其三,不囿成说、稳推新见
除洛阳外,名园逐渐移向南方。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对唐代园林之分布特点和艺术特征进行总结。安史乱后,特别是中唐以来,皇权旁落。此种做法使得文章不因考辨而沉闷,不因议论而空浮。”“就艺术特征而言,唐园之规划设计除皇家园林仍追求吞吐山川、体象天地的大制作外,士夫文人造园,更多追求壶中天地的美学境界,讲究咫尺重深,素朴淡然,返虚入浑,反映出唐代园林已跃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认为“就地理分布而言,皇家园林主要集中于两京地区,宗教园林亦以两京为重点,同时又分散在各大郡邑及名山大川中。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士夫文人私园上。士大夫文人追求享乐,私人造园更加普遍,新的美学风尚被追求。”这种着意于通过史料整理来发掘唐园分布及其艺术规律之自觉理性如草蛇灰线般伏脉于各条具体的史料考录之中,从而于内在气韵上把全书数千则材料窜珠成串。私园的分布则以关中、洛阳及江南三大文化区域为主,布局亦与著名的山系、水系及名胜风景密切相关。从园史角度看,隋及初盛唐园林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皇家贵族园林上,名园多在北方
在具体的辨析过程中,作者注重实证,坚持纸质文献和田野考察相结合,对唐代数百处园林的位置、名称、源流、归属和修建时间等详加推敲考订。对园林位置的考订,作者坚守“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原则,翻阅原初记载,多有新见。作者以《新唐书》、《旧唐书》、《全唐文》、《全唐诗》、《太平广记》、《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等文献及大量野史、笔记、地方志和文人别集选集为基础,辅之以20世纪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有关园林研究的新成果和考古出土的金石碑志。如,钱仲联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中认为于宾客庄在京兆县安仁坊,而作者通过参读权德舆和韩愈等人的诗作则认为于宾客庄当在城南杜曲,安仁坊内仅为其本宅。对此,作者参照相关典籍对园林主人行年与营宅时间及园林营构地的记录逐次加以辨证,在辑出的各条同名园林之后标注园主姓名,以示区别。文字方面,作者既广以众本,又择善而从,对谬误之处也多校正。如,王维、钱起、田明府、卢纶等人的园林就都日终南别业,而郭子仪、卢怀慎、韦虚心、元载、段成式、韦安石、萧嵩和沈蚁也都以城南别墅命名园林,这些同名异地园林,常令初学者不知所从。旁征博引,竭泽而渔,为考证结论之科学性和准确性打下扎实的文献基础。如,作者将《类编长安志》与《新唐书》、《唐两京城坊考》、《全唐诗》等文献进行对读,指出《类编长安志》所记王(珙)宅中“白雨亭”应为“自雨亭”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