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选录这一段“民仿官”瓷旧闻，是想让明清官窑收藏者一起做一道计算题：民国年间一件明清官窑真品样本，可能已被德泰细瓷店、同泰祥等著名商号仿制了几百、几千件。新世纪后，一件明清官窑真品样本，又被繁衍出成千上万件高仿品，至于粗仿品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计算出明清官窑瓷真品概率：在外行者眼里，可能十万件所谓的官窑瓷里只有一件是真品；在入门者家里，可能一万件所谓的官窑瓷里只有一件是真品；在民间瓷器收藏家家里，可能一千件所谓的官窑瓷里只有一件是真品；在知名的文博专家眼里，可能一百件所谓的官窑器里面，只有一件是真品；在顶级的文博权威眼里，可能十件所谓的官窑器精品里面，只有一件是御窑珍品
据殷老先生所述：玩了大半辈子古玩的商人兼民间大古玩家，玩了数千件古陶瓷，其余的古玩杂件、书画、明清家具、奇石等除外，真正曾经拥有的清三代以上的明清官窑瓷，也仅玩过二三十件。改革开放后，他又重新玩古玩。笔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与其结成忘年交，新世纪后他九十岁高寿时，上海文史馆、上海博物馆(其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博物馆之友，曾捐赠过明代宣德青花大盘供上海博物馆作永久展览)，为其举办25桌的祝寿宴会，可见其在上海收藏界之声望。解放后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就玩古玩，“文革”时被抄家，后被归还部分藏品。举一个上海民间大玩家、笔者的古陶瓷收藏师傅殷屏香先生的收藏例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新世纪，笔者在殷老先生家里所看到其历年收藏的数百件古陶瓷精品中(包括抄家归还藏品及改革开放后新收藏进来的藏品精品)，其真正的清三代官窑瓷器也仅数件也。照此推算，中国内地解放后仍在玩古玩的老古玩家，百件清三代以上的古陶瓷精品中(老古玩家一般清三代以下的瓷器，大都看不上眼了)，官窑瓷真品也仅为百分之一。殷老先生民国年间做木材生意，新中国成立后，其企业公私合营，主要收入靠股息。由此印证“在知名的文博专家(殷老先生应该属于业余的知名的老古玩家、文博专家)眼里，可能一百件古陶瓷精品中，只有一件是真正的明清官窑瓷真品。”其计算概率为百分之一
当年同泰祥在天津时，其“民仿官”瓷器，大买主有末代皇帝溥仪、庆王府后人、军机大臣那桐、北洋政府总统曹锟、黎元洪、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及一批军阀首领。当年末代皇帝溥仪住天津张园时，其当差的下属也向同泰祥订货一批白瓷祭器，以供在灵堂祭奠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时所用。也就是说仅仅二十年，仅同泰祥一家仿明清官窑瓷的著名商号，其关门库存品仿官窑器就达上万件，那么二十年来同泰祥究竟仿了几十万件明清官窑瓷呢，已无案可查。同泰祥东家兼总经理李春生，花了二十年心血仿制“民仿官”瓷器，抗战爆发后生意难做，1940年李春生在景德镇积存的仿制官窑瓷器，从九江口运往天津，共雇用大小木船数十艘，载货以包件计算近千件，包括仿明清官窑瓷上万件。后船至钱塘江被日本驻杭州湾海军阻劫，一去不返
如在顶级的苏富比、佳士得明清官窑瓷拍卖会上，已被认定为官窑真品的十件官窑器中，在顶级文博专家眼里，最多可能只有一件是真正的宫廷珍藏的御窑精品，这个御窑精品的概率推算，笔者使用的是一个“最多可能只有一件”的限量词，可能这个百分比也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因为官窑也分“部定官窑”、“王公大臣官窑”、“官搭民烧官窑”等等，真正宋徽宗皇帝、清乾隆皇帝等帝王大玩家赏玩的御制官窑器，在官窑瓷中也可能仅占万分之一的比例
故在古玩收藏鉴定活动中，千万别迷信全能的古玩鉴定专家
非收藏圈内人会认为笔者在此做文字游戏，其实非也。笔者曾看到过一则非正式统计的材料：北京一家电视台多年来从各地群众自发寄来的要求鉴定的50万件图片中(包括古玩杂件)，没有发现一件是真正的宋五大名窑、明清官窑器真品。因为古玩鉴定人才结构也呈金字塔形，愈是高级别鉴定行家经海选之后，可供鉴定的东西愈高档，其真品概率也愈高。而笔者统计的十万件所谓的官窑瓷里面，可能只有一件是真品，其概率预测源于此，也源于笔者涉足古玩圈三十年的亲身经历
且一件拍品成交价，大都为几十万、几百万元。按照陈重远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访北京琉璃厂一批老古玩专家后的说法：当年民国仿的“民仿官”瓷，如今在海内外大都被当作明清官窑真品来拍卖了
如读者诸君有疑虑，不妨请他们读一读北京琉璃厂古玩街文史专家陈重远所著的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古玩谈旧闻》等书，书中披露了大量民国“民仿官”仿制高手詹远广、詹兴祥及徒弟刘永清等的绝活，以及当时最有名的北京前门大街德泰细瓷店、天津锅店街同泰祥仿制明清官窑瓷的旧闻。而从海外回来的所谓的明清官窑瓷真品中，至少一半以上是民国年间的仿制品。以一种比较宽松的鉴定标准，来分析新世纪后中国内地比较有名声的艺术品拍卖公司所拍卖的宋五大名窑瓷及明清官窑瓷，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宋五大名窑瓷都是赝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明清官窑瓷都是高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