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多了，黄泛区的水还没完全退却，满目一片苍凉，别说是庄稼和草，就是芦苇都被蝗虫吃得很厉害。他接受了任务，开始深入到黄泛区奔走调查
过去我们研究出治蝗技术，却根本没推广；而新中国成立不久，灭蝗就采用了‘六六六’。”看了那条消息后，他毅然决定放弃在剑桥的课题，回到祖国去，为了新中国继续从事蝗虫防治研究工作。“那条消息对我的触动很大
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强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关注民生问题，让这位一辈子都在致力于病虫害防治、服务农民的著名昆虫学家感到欣慰。这几天，97岁的邱式邦院士，心里很是高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走近这位资深院士，追寻他一生奋斗的足迹
他投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国家、服务农民；他深入艰苦的蝗害灾区，开创了新中国的治蝗事业，使飞蝗首次得到了控制；他研究多种害虫，提出玉米螟防治技术和玉米抗虫性鉴定标准；他应用天敌控制虫害，倡导推动生物防治；他提出了我国植物保护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他就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昆虫学家邱式邦
有一次，他在花店里看到了一盆漂亮的热带植物，可花里面有一只害虫，为了把这只害虫带回去研究，他花光了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钱，租下了那盆花，邱式邦这时对昆虫有了兴趣。1925年，邱式邦考取上海沪江大学附属中学。邱式邦，1911年8月10日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就是现在的湖州市。大学期间，他克服经济上的许多困难，坚持学习，1935年冬以优异成绩毕业。1931年，邱式邦考入沪江大学生物系。在校期间，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李廷蔚先生开设了昆虫课，李先生的循循善诱和热心指导，对邱式邦从事昆虫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邱式邦原本并不研究蝗虫。1944年，仅河南飞蝗发生面积就有5800多万亩。黄泛区内田地荒芜，芦苇丛生，成为飞蝗滋生地，造成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蝗灾。1938年，国民党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后，洪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1400万亩农田。在被淹泡了8年之久的中原地带，曾经是最好的农业区，治蝗成为首要问题
恰巧，英国卜内门公司生产的治蝗新药——“六六六”刚刚出来不久，于是，1947年，他把“六六六”引入了中国。那时候，黄泛区老百姓治蝗，靠的还是老一套——人工扑打，这种落后的防治方式对于铺天盖地的蝗虫来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飞蝗侦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及药剂治蝗的成功，彻底改变了全国治蝗工作的被动局面，我国开始走上了有计划的现代化的科学治蝗的道路。结合国家大规模兴修水利，消灭飞蝗发生基地计划的实施，飞蝗发生面积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每年四五千万亩压缩到五六百万亩，邱式邦也开始将研究重点从飞蝗转向土蝗。蝗虫的侦查工作也为我国的害虫预测预报工作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他再三告诫：“我们对飞蝗问题仍不能放松警惕，不但残余的老蝗区仍适合飞蝗的滋长，正在改造中的蝗区，情况也没有完全稳定，在某些特殊年份，飞蝗还可能大面积发生，新的蝗区也还在产生。在飞蝗发生基地没有彻底改造以前，产生蝗害的条件依然存在，人和蝗虫的斗争就将一直继续下去。”分页:[1][2][3]
培养干部、大学生下去侦察，哪有条件？老百姓又多是文盲，不懂侦察。于是，他提出在蝗区建立侦察蝗虫的基层组织，蝗虫侦察制度包含查卵、查蝻和查成虫三个环节，也叫“三查制度”。而这些，在蝗区是很困难的，当时的蝗区大都是最落后的地方，非常贫困。怎么办？蝗区那么大，每年最少的都在几千万亩
作为中国植物保护界的权威，邱式邦院士亲身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治蝗史，并一手开创了新中国的治蝗事业，和蝗虫斗了一辈子
要治蝗，必须对全国各蝗区的情况掌握清楚：究竟哪些地方有蝗虫？什么时候有蝗虫？蝗虫发生密度大不大？这些得有人管。有很多地区有蝗虫，以前从来没注意到。在深入蝗区蹲点调查后，他发现，过去治蝗，对蝗区情况并不太了解
消灭蝗虫，开创了新中国的治蝗事业
1953年，达到了100万亩。采用毒饵，原来只够防治一亩地蝗虫的药粉，扩大到能防治十亩。1952年，蝗区仅用毒饵就消灭了80万亩地上的蝗虫。毒饵治蝗技术迅速推开来
1953年推广“三查”技术，全国投入治蝗的劳动日工就比1951年减少了80％。有了“三查”技术，治蝗工作迅速由被动变主动，防治效率大大提高，而且省下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新农药“六六六”是浓缩的，他们拌上别的东西，将“六六六”变成了粉剂，在蝗区进行试验，哎呀！效果好得不得了，蝗虫死亡率达到了90％以上。就此，他撰写了国内使用“六六六”治蝗的第一篇报告
为了中国的植保事业，他投入了毕生的精力
当五星红旗在祖国首都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邱式邦虽然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百废待兴的中国，是多么的了不起。一天，他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阅报室，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采用飞机喷洒“六六六”在黄骅治蝗。1948年，英国文化委员会来华招生，邱式邦考取了剑桥大学动物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专门研究昆虫生理的著名学者
“不过，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却是，国家一年花在治蝗虫上面的劳动力是不得了的，仅1951年，全国花在治蝗上的劳动日就多达一亿零九千个，治蝗影响了麦收、夏种……”
“大概是认为我搞过一些别的虫子治理、研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领导吴福桢先生就跟我说，你治蝗虫去吧！”从此，邱式邦因此走上了治蝗的道路
逐渐，我们建起了一个长期侦察测报队伍，逐级建立有固定人员的组织，构成完整的情报网。”。“为了调动老百姓侦察蝗虫积极性，我们建议上级给侦察人员搞‘代耕’，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大家认识到，人工扑打治蝗一定要变成化学农药治蝗。虽然那条消息说，我们可以用飞机喷洒‘六六六’治蝗，但是试验面积不大，国产‘六六六’尚在试产阶段，难以满足大量需要。面对当时国家药剂产量有限，喷药器械不足的现实，我提出在有条件地区尽可能采用我解放前用的毒饵治蝗法，这种方法比喷药粉省药、经济，简单易行。”。“1951年10月，我从剑桥回到了中国
直到1946年才随中央农业实验所回到南京。1936年，邱式邦走进了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植物保护研究工作。1948年他在南京中山陵园采用自己设计配制的滴滴涕液剂涂摸树干，防治有虫松树15万多棵，虫口减退率在90%以上。在这段伴随战争的岁月里，他前后从事过松毛虫、玉米螟、大豆害虫、甘蔗棉蚜、飞蝗等重要农林害虫的生物学、发生规律、防治方法及天敌等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并做出了可喜成绩。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实验所被迫向西南地区搬迁，他被分配在该所广西柳州沙塘工作站，继续从事害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