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觉得拍卖的价格贵得离谱，后来听说是有香港人在后面撑着。”谷永平说，“当时，身边大多数人只是把这个当作好玩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真正想着投资。玩玩的东西，也犯不着花那么多钱。”。“1994年，在文物商店买齐白石的画也才1万元。1998年，他的一方印章也只有7000~8000元
现在刚一放松，老古董出现了，感到很稀奇。”。“当时，那个地方买东西的人每周都来，久而久之就熟悉了。“人都有怀旧的心理，当年纯粹都是喜欢，谁会想到去投资呢？”在他看来，当年这一代人之所以对古董有如此大的热情，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文革’时候破四旧，满眼所见都是新东西。淘宝者的雄心历久弥坚，并非拥挤可以阻挡。而且以知识分子为多，很多都是教授。”谷永平感到，那时候对古董的渴望是因为人有了一定闲钱之后，有更高的精神需求
因为大规模的市场还没有形成，“老货”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认识。他还记得当年遇见一个宋代景德镇湖田窑娃娃碗，直径20厘米，货主出价100元。“当时，那个地方很多都是出土文物。”谷永平也知道，当时这条街上，常常能够见到新出土的文物，人称“新坑”。谷永平感到，当年，还是一个“捡漏”的时期。“当年虽然工资只有30多元，但还是因为喜欢买下来了。”谷永平按照现在市场上的行情估计，这只碗能够卖到8万
“这样的古玩街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这牵涉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所以摊主们便在凌晨上班，打一个时间差。“鬼市”虽然受欢迎，但时常受到冲摊。每周日凌晨4点，天刚蒙蒙亮，摊主和寻宝者如约定般从四面八方赶来。被称为“鬼市”，自然有着不同于一般集市的运转方式。当时，规定清中期以上的东西是不能买卖的，还有就是出土文物。”谷永平说
在他看来，如今，市场上偶尔可以捡到一两个“漏”，即以拍卖行1/10 的价格收入囊中，几率是千里挑一，“凭的是眼力和耐心。”
“拍卖让人们重新认识艺术品的价值”
“现在古玩市场遍地开花，好东西却极为稀少。“当年出现的很多好东西，后来就不再出现在市场里了。”谷永平回忆自己在1990年代经历的古玩市场，对比现在，不无遗憾。号称古玩的东西里，仿品至少占了八成，工艺品成为那里的主角。”
至今，谷永平依然清晰记得当年朵云轩、嘉德、瀚海接连敲响拍槌时，接连爆出的高价给自己带来的震惊
孙行之
当时，每到周日，会稽路短短300米的鬼市，汇集了家传老货、抄家发还物资和盗墓文物。“每一次都能有所收获。”他说。在鬼市辉煌的那几年，正是民间文物艺术品交易偷偷兴起时，好东西层出不穷
集团化、质量高、速度快，一些赝品已经能够骗过很多专家的眼睛。之后的十多年中，与艺术品市场价格疯狂上涨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是造假的日渐猖獗
后来，去会稽路收购的还有附近东台路的古玩店主们，他们一早去会稽路凭自己的眼光收回来东西，再分门别类出售
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名地道的古玩发烧友，会稽路上民间自发形成的“鬼市”是30多岁的谷永平每周一天的休息日里雷打不动的好去处
“当年也没有造假，最多是民国仿前代的，所以大家买得比较放心。”。一旦放下，东西就被旁边的人抢走了。”那时，会稽路古玩街上的人下手大都稳、准、狠，不同于现在买古董时的反复琢磨。你讲价不能不把东西放在手上。“鬼市”上人们的购买热情让他难忘。“摊主把包袱里的东西抖搂出来，围观的人就一拥而上。并非当年去那里买的都是火眼金睛的“老法师”，而是因为当年的买家不用与造假集团斗智斗勇
作者 孙行之
藏宝楼一位经营着瓷器杂项的店主谷永平在古玩行里泡了20多年，在谈及从拍卖以来古玩行的变化时，讲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看得上眼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太少了。”
“他们来买香炉、佛像，都是十个一买。”现在，谷永平也常常翻阅各处寄来的拍卖图录，他发现，当年手中把玩过的器物已经成为拍卖行的高价拍品。“1990年末期到2000年间，从文物商店卖出去的东西差不多成为现在很多拍卖公司瓷器杂项的主力。”。来店里买东西的大都是海外经商归来的中国人，出手阔绰。1997年，谷永平到上海虹桥俱乐部一个名为“安古斋”的文物商店代销点工作
会稽路上原先的摊位也早已消失，它们先是被福佑路、东台路取代，后来华宝楼、藏宝楼、云洲古玩城、中国古玩城等又相继出现。现在，潘家园还在，只是它经营的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玩，成了一个工艺品市场。慕名而去的人已经不再指望收获20多年前的“遗珠”。早年的“鬼市”或成为闻名遐迩的景点，或沉寂于城市的沧桑变迁
“应该说，拍卖让人们对艺术品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谷永平说。他记得，到了1995年，会稽路不复当年的繁盛，逐渐被福佑路、东台路所取代。“福佑路和东台路都是政府管理的，收摊位费，所以是合法经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假货”开始在市场上涌现
“东西一定要拿在手里讲价”
在北京，是闻名遐迩的潘家园，而在上海，则是一条长约300米的小路，会稽路，那是民间文物交易的早期雏形。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京沪两地曾经各有一个古玩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