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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园文化中的风水相地学

风水相地学是在伏羲八卦•周文王八卦的基础上,随历史文化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易经》中的一个分支,又称“堪舆”、“形法”“阴阳”“地理”等。《周易》云:“观手天文以察时变,观手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上传》云:“古者包羲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附则观法于地,观鸟兽纹,舆地之宣,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风水相地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环境规划科学,它是城市、建筑、陵墓等重要的选址依据,何晓昕在《风水探源》一书中把风水相地学誉为中国古代的“环境景观学”或“环境科学”。这一理论贯穿于中国古代许多城镇建筑、环境治理、环境保护与规划的相关著述及实践中,在人类聚居环境的发展过程中,风水相地理论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公元前645年,管子云:“凡立国、都,非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时、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为今后许多城镇、村落的选址提供了依据。

公元前360年,商君主张:“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水处什一,都邑溪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一,良田处什一。以此食作夫五万。其中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基材,都邑溪道足以处其民。”

公元206年,汉晁错主张:“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宣,查其地震之害(作者补充),然后营邑立城。”

清代李渔提出:“是我能用天,而天不能穷我矣。”“夏借石气而凉,冬得晨光则暖”,他运用“活檐”以调节炎热地区窄四合院建筑的阴晴与凉热。

此外,唐白居易亦主张:“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他在洛阳城为自己选择园址时,选择在造园景观最佳处,他在《池上篇》中写道:“都城风水土木之胜在东南隅,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历史上西闬北垣第一地即是白居易晚年乐天退养之地。他还重视对自然景观环境的保护,主张在山上修寺庙建筑以不妨碍自然山脉、森林的轮廓线为重要,人工建筑宜隐在林里或建在山腰处。

从以上叙述不难看出,风水相地理论抛去其迷信的成分,是有其科学的一面的,尤其对于地处于北半球的中国,面南背北,背山面水的却符合现代建筑物理、环境物理等学科建筑、城市选址要求的。

风水学的理论在历史分为“理气派”和“恋头派”,二者各有侧重但作用相似。就其理论与作法归结起来,一般有七点:①定点;②定向;③定位;④定象(色);⑤定时;⑥工法;⑦装饰,这些手法在我国古代建筑与城市环境选择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本质上都体现对自然的崇拜,同中国古典景园造景原则是一致的,因此,景园建造与风水相地理论有着不解的渊源。

总结下来,我国古代风水理论有以下几点意义和启迪:

⑴天地人一体化的秩序。风水的核心是探求环境中各因素的协调关系,它不主张人类如何制约环境,而是注重人类对环境的感应,并指导人如何按这些感应来解决人与环境场所的问题。寻求一种天、地、人均衡、协调、统一的环境秩序;

⑵局部与整体——大环境的立意与追求。我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了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从风水相地的过程和内容来看,最注重整体环境的把握,在掌握了整个环境的情况后,再审其形、其势、其气,理“水口”,点“位”和“穴”,进而进行局部环境的规划与建造,若遇到局部不合意之处,则提出相应的改造意见,力求整体环境的和谐完美。这种思想反映在许多方面,如城镇村落的选址,陵墓的择地与营建等,必先考虑周围山脉走势、水流方向、季风方向及阳光等大的因素,然后选定适宜的建设地点——“位”与“穴”。如此大环境的观念,对我们今天的景园环境规划仍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⑶“穴”位与“生境位”。风水学中讲究点“穴”,“穴”是指蕴藏山水之气的地方,图3-10说明了风水学中与建筑选址有关的地形上的“穴”的问题。生态学认为,生物群落有一定的结构,生物的空间分布总是按照最充分利用非生物环境所提供的各种生存条件的原则来进行的。风水中的“穴”格局,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理想的“穴”就是一个良好的“生境位”或“生态位”。从这一点上也说明风水相地理论对于生态学的认识,与今天的许多原理不谋而合,应该说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而是人们在长期认识自然、改造环境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科学理念。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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